同时，欧盟宪法除了规范性，也可以被视为结构。

现行宪法序言既陈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事实，同时明确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法治实际上也是自西汉至清朝两千多年礼法并治传统的新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民主社会阶段的法治新生。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有些人加入时符合共产党员的道德要求但后来变质了，特别是成为干部和领导干部后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8] 该部分引自柯华庆主编：《党规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0月。

宪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属性角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得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宪法依据，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15] 转引自卡多佐：《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烔 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4页。[51]经过全面梳理可以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宪法法律改革试点，一般均有贯彻党的改革政策的背景。

其实，修宪无限论者模糊了制宪与修宪的区别，拥有无限修宪权的全国人大意味着拥有全能的、绝对性主权，这已然背离共和国之权力均衡原理的基本蕴藏。具体到作为立法机关，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是人大立法过程中应着力推进的工作。（二）通过比例原则选定最佳授权方案 比例原则能够弥补授权明确性原则对最佳改革试点授权方案形塑、筛选作用的局限，因为人大授权改革试点具有比授权立法更为复杂的内部结构。[54]参见杨炼：《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2页。

[36]See 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 Ed.),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p.33—79. [37]例如，2016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其授权依据是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这就容易导致运用比例原则时，形成一种缺乏事实支撑的主观臆想。

但将该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之中，它又能够获得生长的土壤。针对那些属于改革试点的事项，授权决定也应当遵循授权明确性原则。（8）2016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试点城市行政区域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的决定》。经过授权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逐层深入的遴选，可以最终锚定最佳授权方案。

三、改革试点授权者的正当性考量 在规范主义立场上，人大授权改革试点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授权者制度角色的正当性考量。除了2019年《深圳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规程（试行）》（属于地方政府规章）第 124 条规定市政府享有暂时调整或暂停实施规章的权力外，其他授权改革试点授权者均为人大。[71]例如，2019年《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试点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研究制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以美国为例，理论上立法授权的宪法限制较少在实践中得到严格实施，特别是在19、20世纪初，联邦最高法院往往倾向于支持国会授权的政策制定权。

[64]See Aharon Barak, Proportionality: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ir Limi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p.131—133. [65]Matthew D. Adler Eric A. Posner, New Foundation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22. [66]See Vicki C. Jackson, Constitutional Law in an Age of Proportionality,124 Yale Law Journal 3094,3109—3110(2015). [67]参见前注［7］，王建学文，第39—49页。而后，基于立法授权的一般原理，授权明确性成为评判授权方案的首要考量因素。

该学说阐述中括号内的内容为引者所注。下面依据人大议事的一般原理，并结合授权改革试点的本质特征，力图揭示授权者决定启动某项具体的改革试点所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纷扰至今的良性违宪就试图为巨烈变革时代中违宪改革寻求宪法之外的正当性基础，即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二，将试点情况报告和评估机制纳入规范体系。经梳理总结，中央与地方立法例的差别，可以归纳如下：（1）除了改革发展需要的授权根据外，部分地方人大还将授权根据定为改革创新需要创新需要。因此，在原有国家监察职能整合与平行转移的意义与程度上，监察体制改革尚有试点的空间。[63]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具有目的正当性的考量，在审查手段与目的妥当性之前，还需要首先判断目的的适当性。[50]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该草案所进行的论证则显简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要求，加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启动授权必要性的论证内容。

他将合法化功能又细分为三类：一是立法机构的日常运作即产生政府统治正当性的潜在合法化功能。有学者更是称其为地方专属立法权，认为应当在承认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的基础上，肯定地方的专属立法权，并且采行以立法事项重大与否为标准的重要程度和立法事项所涉地域范围为内容的影响范围相结合标准，以此界定地方性事务的可能范围。

为了制度化疏解改革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倡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改革试点的措置。有一点需作出说明：本文没有将专门针对延长试点期限、推开试点的8项决定纳入上述授权决定的统计之中。

[54]在立法政策选择中，具体利益的识别和衡量是适当的理性思维和决策方法。考虑到各地基层司法机关专业能力、案件类型等差异化因素对试点效果的影响较大，试点的全国地域分布要相对均衡。

在不同情境下，价值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序位。但由于实际改革中多元利益的角逐，可能造成最后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的形式滥用，继而法秩序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被不计成本地破坏，甚至可能导致以法治之名掏空法治奠基石的风险。这是因为，授权决定这类规范形式在组织、程序的功能结构上难以承载该类限制基本权利的合法化功能。[60]在一般原理上，这无疑与授权改革试点明确性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第一项授权决定即《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中，授权者毫无疑异地认为其作出授权决定的规范依据是宪法中关于国务院职权的兜底规定，[20]但仅仅停留于此，而没有追问人大授权自身的权源。因为根据《地方组织法》第8条、第44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的遵守和执行。

至于报告义务的设置情况，实践中包括中期报告、适时报告、最终报告、不作报告等四类。关键词:  人大授权 改革试点 改革与法治 《立法法》第13条 一、引言 自1978年开启对内改革以来，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遂成为一个经典的理论命题。

因为《立法法》第 13 条规定授权改革试点的根据是改革发展的需要，地方性法规中也规定了改革创新需要创新需要等作为授权根据。[47]就我国而言，学界倾向于认同国体、政体及国家的基本架构等内容不可修改。

由此，人大全权理论难以作为支持人大系授权者制度角色的正当性理据。在授权一般法理上，由于空白授权给予被授权者极大的裁量空间，进而导致极大的不确定性，原则上应被禁止。最后，全国人大也没有被赋予全部的修宪权。更富有意味的是，除前项决定外，余下的18项决定均没有论涉宪法依据问题，似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非宪法成为国家一切权力的正当性来源。

在第二阶段的要不要试点，则主要涉及既定法秩序（法内部秩序的和谐、安定性及利益结构的稳定性）与立法试验需要（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之间的矛盾。[73]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287—293页。

改革宪法不意味着允许违宪违法改革，而应当力图将改革纳入到当前宪制的框架之下。能够料想到，这样的结果将无疑导致授权者的泛化，严重损及法制统一、立法平等、法的安定等法治所蕴含的价值。

发展至此，授权决定方案的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甚至某些授权决定个案取得了显著的制度功效，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当前应当且已经步入解释论再到修法论的新发展阶段。根据《宪法》第 62 条第12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以不适当的标准改变或撤销其常委会的决定。